中国政府是一个强势政府，这些政策如果强制出台恐怕谁也拦不住，但最终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因为北京的大气污染恐怕不是像我们采取的那些像机动车的限行也好，限购也好，就可以解决的，因为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特别是这种特殊的地形、地貌，以及大气环流的这种稳定造成的，而这些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我们很多政策也就是起到减缓的作用，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

        对PM2.5对我们健康的影响权重我们还有很多未知，但总的来说空气好了，对人的健康肯定是有帮助的。其实，北京的拥堵可能跟我们的道路设计有关系，但我认为北京拥堵更根本的原因是交通设施的增长速度赶不上需求的增长速度，这也是北京在建设世界性城市过程中它的一个阶段性的必然现象。当然，跟我们原来的设计标准比较低也有关系。我们规划设计过高的话超过当时那个阶段恐怕也是公共财力所不能承受的。这里面还需要综合分析，全面的看。

        这个执行起来成本也过高，缺少可操作性。虽然它出发点不错，停车不熄火就要烧油，烧油排放，而且这个排放程度还远远高于行驶过程中的排放。但是你怎么界定它，而且熄火点火这个过程是不是影响通过效率？我们做过实验吗？每个人都有娴熟的驾车技术吗？这是一系列的问题。一个政策的出台不在于它的出发点，而是在于它的可行性。它所产生的这种关联效应是不是利大于弊，如果是利大于弊我们可以实行；如果不可操作弊大于利，不是我们应该实行的，会有效果，但是那个效果比如说比较小，或者微乎其微，再者你要计算效果和执行成本对比，效果、收益和成本不相匹配，那么政策本身就存在问题了。比如说限购，限购这么多人，那人家说了你要单双号的话我就再买一辆，实际增加你汽车的存量。但是汽车存量增加了，你的使用效率下降了。以北京的地理行政区域内，你能够限制其他省市的重车的通过吗？再者，大车的通过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须的条件，我们把大车都取消了行吗？

        我们现在北京的很多口号现在恐怕也就是一厢情愿。比如说我想转移产业，那你这个产业本身的产品是不是北京市的需求，如果是北京市的需求，那么此处不生产，彼处生产，这对北京来说叫产业转移。那么对转入地来说叫污染的转移，污染本身来说又没有边界，比如说污染的跨区域推移、输送不就是北京现阶段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我们考虑问题以过度的片面性把问题简单化，这也是我们很多政策执行不下去或执行效果不好，老百姓不满意的一个原因。我们每项政策都有它的负效应和关联效应，如果你对关联效应不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或者关联效应的负效应更大，那么这个措施最好我们不施行，因为施行的成本大于收益，对整个社会没好处。如果我们政府老干这个事儿，那政府的威信何在？我们不能把立法这个非常严肃的具有稳定性的，朝令夕改，一时间考虑不周就盲目出台。这样政府的威信就丧失了，千万不能有急躁情绪。我们治理污染包括空气污染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地努力，要尽力而为，恐怕还要量力而行。